学雷锋要做到三个“五”

201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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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时间:2013-03-20 来源:中国文明网 赵明才
  1986 年 6 月,因人武部回归地方建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正值社会上出现一股“向钱看”和“下海”思潮。许多人都知道我退休前是溧水县委常委、县人部政委,还有一些战友担任部队和地方领导,又是雷锋生前战友,有一定影响,就竞相登门出高薪请我“出山”,当“经济顾问”。有一家公司经理恳求我说:“老政委,只要你随我们到南京几个单位走一走,不管生意成不成,都付给你 5000 元报酬。”像这类发财的事,我都一一拒绝了。对此,有人说我“不识抬举”,是个“老古板”,也有人说我是送上门的钱不要,是个“呆子”。其实,我并不富有,也并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小时候给人家当放牛娃,父母亲给我起名叫明 财,发财的财1955 年在农村当农业合作社社长,入党时,我立志成才,将“财”字劈成两半,改为才干的才。前几年,我上有双亲,下有两小,哥哥、弟弟相继病逝,丢下嫂嫂、弟媳和 3 个孩子都在农村,家庭负担很重。钱,我是很需要的,发财的门路也是有的。玉溪卷烟厂就在我老部队驻地,厂长助理、纪委书记、人武部长都曾是我的下级,茅台酒厂有 40 多位关系不错的战友,我原来的通信员也当上了县银行行长。东北的木材、鞍山的钢材、大连的玻璃,都可以搞得到。我如果当个“皮包公司”的经理,一年弄个十万、八万恐怕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不能这样做,个人发不义之财,就会失去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当我耳闻目睹社会上有些人崇尚“金钱万能”,特别是雷锋战友赵明才看到我们党内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时,想到有的党员干部走上犯罪道路,听到有些人在骂“娘”时,我心里真是难过、焦急啊!尤其是听到社会上有人公开宣称“雷锋精神已经过时”,甚至诋毁雷锋是“假典型”时,我心里便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我一定要把弘扬雷锋精神、传承雷锋文化作为退休后的职责,用雷锋的真善美抑制社会上的假恶丑。我想,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焕发“第二青春”的起点,人可以退休,但革命意志不能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不能退,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不能退;职务可到头,奉献无尽头,工作有奔头,甘愿当个娃娃头;自己不求经商发财,但愿后辈健康成才。所以,我没有坐享清福,而是担任起南京市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溧水县关工委副主任,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

   在名利、金钱、奉献三者面前,我选择了后者。我没有走经商的“热门”,走了关心下一代教育的“冷门”,用雷锋精神育“四有”新人。退休后,我接受的第一份 聘书是担任县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副主席。我接到聘书后,如同在部队接到战斗命令一样,及时报到,立即开展工作。我常讲:高薪聘不动,学校通知就“出动”。为了不负众望,我从调查入手,到全县中小学校去了解师生对雷锋精神的认识。针对师生中的现实思想问题,结合雷锋成长的经历和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与当代青少年的思想实际,写成了理想、事业、人生、奉献等 80 多万字的讲稿,向青少年演讲。

  1987 年,县关协组织“五老”讲师团,我积极带领 10 名演讲人员深入到全县中小学校作报告 38 场,听众达 3 万多人。我还多次邀请王遐方、韦昌进等英模到学校、工厂作报告,和青少年探讨人生的价值。为了让青少年学生假期生活充实,县关工委 举办了 20 余次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活动。每次我都担任营长或教导员,带领他们赴苏州、无锡等外地活动,并自费买了照相机、录音机,一路上为他们服务,丰富了活动内容。为了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我积极建议并多次与县人武部和驻军部队联系, 在县中学组织军训活动,并亲自担任教员,在训练场上和学生一起摸爬滚打。我用自己几十年部队生活经历和学习雷锋的体会教育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20 多年全县共举办 32 期军训,参训学生 2 万多人。

   退休后,邀请我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从不推辞,也不讲条件,有“求”必应。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也不分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我都准时到会,有时身体有病也支撑着,从不改变日程安排。1989 年 3 月 2 日,我冒雨骑车赶到距县城十多里远的东庐中学,穿着淋湿的衣服,作了两场报告。傍晚返回途中,我晕倒在路旁,幸亏被好心人送进医院。老伴心疼地说:“你只知道学雷锋,连自己的老命都不顾了。”我说:“我的血管里流着人民的血,活着就要为人民,为了培育新人,有命也值得拼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2002 年 5 月 23 日,经医生确诊,我急需做右肾切除术,家属已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打着点滴,准备第二天上手术台时,突然想起浦口空军机务团邀请我去作报告的日子就在当天下午,就不顾家人和医生劝阻,拔下吊针,让女婿搀扶着乘车赶到部队,硬撑着虚弱的身体作完报告,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背,我两腿发软,未走出部队营院大门就瘫坐在地上。1994 年 6 月,91 岁的老母亲生命垂危,已九天不能进食,我心里清楚,老人很快就要“走”了。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黑暗的旧社会,寒冬腊月饥寒交迫,母亲背着我逃荒要饭,宁可不吃不喝也要省一口饭给我吃;晚上蹲在破庙里,母亲将我搂在怀中相依为命。作为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理应在家为母亲守终尽孝。但恰巧此时,无锡市关工委邀我去作报告。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我还是下决心去,当我和母亲告别时,老人眼泪汪汪,抓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我含泪毅然乘公共汽车赶到无锡市,每天跑 5 所学校,也满足不了师生的需要。我作报告不拿稿、不喝水、不坐凳,当时累得虚汗不止,两腿发麻,喉咙都讲哑了,吃点止痛药,坚持讲了三天。当我急急匆匆赶回家时,母亲已与世长辞了。乡亲们都围上来对我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老人是喊着你的名字走地啊!”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内疚和悲痛之情,跪在母亲遗体前,失声痛哭起来。今年我背着“雷锋纪念馆”到北京、南京、杭州、武汉、芜湖等演讲、办展 40 多场,观众达 3 万多人次,累得胃病发作。 3月13日我在溧水县第二高级中学讲雷锋,老伴突发脑溢血中风,被路人及时送到县医院抢救,经 7 个多月治疗,现还半身瘫痪,我仍坚持“白天在外讲雷锋,回到家里当护工”。

   我从结识雷锋到今天,时间已过去 50 多年,但是雷锋的形象和精神,犹如一座丰碑深深地刻在我的内心。在离开雷锋的岁月里,从东北到西南,从国内到国外,从野战部队到地方人武部,从在职到退休后,我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在学习、宣传雷锋的道路上,我虽然遇到过许多困难,受到很多不理解和埋怨,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作出了应有的奉献和牺牲。我坚定地认为,做人就要做雷锋那样的人。

   在离开雷锋的岁月里,我先后从东北调到西南,从国内转战到越南、老挝抗美战场,又从野战部队调到人武部。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始终不忘宣传和实践雷锋精神。

  在沈阳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热潮中,冒着零下 20 多度的严寒,我带领干战卧冰爬雪,苦练杀敌本领,我先后 9 次排除雷管、手榴弹等险情,3 次被炸伤,使两名新战士脱险。1964 年,我任连队副指导员,带领一个班和“雷锋班”一道,到北京参加全军比武,表演的“应用地雷”技术,受到了贺龙、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的接见与赞扬,集体荣立三等功,我个人被总参、总政评为一等优秀教练员,并被授予郭兴福式的优秀基层干部称号,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全军放映。
  调昆明军区后,被军区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1965 年,我任先遣连指导员,赴越南、老挝参加援越抗美战斗,曾冒着敌机 20 多次狂轰滥炸,和连长带领全连排除重磅炸弹、菠萝炸弹、钢珠炸弹 500 多枚,为大部队开辟通道,受到前线指挥部的 表彰,荣获越南、老挝政府颁发的奖状、奖章,并于 1968 年 3 月被选为参战部队的英模、功臣代表,回国进京出席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实现了雷锋生前与我许下的心愿。

   1979 年,组织上考虑到我家庭连续遭遇不幸的实际情况,将我从昆明野战部队调到家乡溧水县任人武部政委、县委常委。

  我认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更要好好地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中去,爱护人民要舍得自己,关心同志要胜过亲人。

   1980 年 9 月 22 日中午,当我经过厕所时,发现门口流有血迹,到厕所没见着人,回头再找,当查到后勤科科长张祖云宿舍时,门掩着,我推门进去一看,惊呆了,只见他瘫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枕头上染红了殷殷热血。突发这样的事情,我万分焦急,立即组织人员抢救。在救护车开往镇江 359 医院的路上,为减轻车子对病人的颠簸,我紧紧抱住他。在医院的八个日日夜夜里,我给他喂水喂药,倒屎倒尿,昼夜守护在他身边。事后,张祖云激动地说: “要没有赵政委,我这条命怕是保不住啦!”

   尹光新 1985 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双腿。小尹兄弟六个,母亲早逝,父亲老弱多病,我得知后,就立即骑自行车到尹光新家慰问。第二天,又乘公共汽车去探望从昆明军区总医院刚转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的尹光新。看他满脸忧愁的样子,我一面为他倒茶递饭,一面对他说:“你为保卫祖国失去了双腿,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我们有肉吃,就不会让你啃骨头。”尹光新终于振作起精神,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我还努力为他的婚姻牵线搭桥,多次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其结婚住房问题,并为他们布置新房,置备结婚用品。尹光新和云南姑娘朱琼华结婚那天,含着热泪说: “赵政委,你是我们的慈父,我们一辈子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啊!”我说;“小尹啊,个人做点事是应该的,你们要感谢党,感谢政府。”他们把党的关怀变为实际行动,朱琼华在县百货公司当服务员,多次被评为南京市“十佳优秀青年、三八红旗手”。 尹光新身残志坚,被评为优秀党员。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在人武部工作期间,我先后主动协助民政、劳动等有关部门解决了 30 多名现役军人和残废军人退伍安置中的实际困难。        

   我认为一个领导干部要真正为人民服务,不但要勤政为民,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多为人民做好事、办实事,而且还要廉洁自律,不以权谋私,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我表弟孙超富是 60 年代的大学毕业生,1985 年被评为工程师,其家属按政策规定“农转非”。他们都是老实人,没有什么“路子”,请我出面帮忙说几句,当我去劳动部门了解得知清管所需要人时,就动员她并建议劳动部门安排她到城镇清管所,当了一名掏大粪、扫街道的清洁工。这时,其他几个表弟、表妹都找上门,埋怨我说:表兄当了“七品官”,我们没有沾到光,反而让嫂嫂沾了一身灰、满身臭。看你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亲友们说闲话,我也不在乎。我常常想:不能台上讲雷锋、台下搞歪风;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在人民心中失去党员的威信。宁肯让亲属吃亏,也不能给党的形象抹黑。可喜的是,表弟媳从开始对工作想不通,不好意思干,通过我给她讲雷锋干一行爱一行,北京清洁工时传祥当上全国劳模的事迹后,她工作安心了,干得很不错,还被单位评为先进。

   我家属是共产党员、中专师范生,一直在污染很重的县化工厂当工人,她身体也不太好。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多次提出要调她到机关工作,还有转干的机会,但我婉言谢绝了。我想,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就可以特殊照顾。我的两个孩子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成长的。

   我在人武部工作的六年中,“当班长不当家长”,积极带领和团结广大干战及民兵,认真学习,勤奋工作,各项任务都完成很出色,先后十多项工作受到军区、省军区、分区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表彰,人武部党委被评为先进党委,我个人也被授予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标兵称号,于是,省军区领导亲自考核准备提升为师级干部,就是缺一张文凭,上级通知我进文化补习班,两个月可捞张中专文凭。我宁要真人品,不要假文凭,更不能把自己当成商品,所以我没有去,又有人建议我向外透露我是雷锋战友,我想如果以雷锋战友的名义跑官要官,那只能给雷锋脸上抹黑。许多同志都为我惋惜,我想,职务升迁总会有尽头,追求思想进步是无止境的,当官不是我的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才是我最大心愿。

   1986 年 6 月,因人武部回归地方建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正值社会上出现一股“向钱看”和“下海”思潮。许多人都知道我退休前是溧水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还有一些战友担任部队和地方领导,又是雷锋生前战友,有一定影响,就竞相登门出高薪请我“出山”,当“经济顾问”。有一家公司经理恳求我说:“老政委,只要你随我们到南京几个单位走一走,不管生意成不成,都付给你 5000 元报酬。”像这类发财的事,我都一一拒绝了。对此,有人说我“不识抬举”,是个“老古板”,也有人说我是送上门的钱不要,是个“呆子”。其实,我并不富有,也并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小时候给人家当放牛娃,父母亲给我起名叫明财,发财的财。1955年在农村当农业合作社社长,入党时,我立志成才,将“财”字劈成两半,改为才干的才。前几年,我上有双亲,下有两小,哥哥、弟弟相继病逝,丢下嫂嫂、弟媳和 3 个孩子都在农村,家庭负担很重。钱,我是很需要的,发财的门路也是有的。玉溪卷烟厂就在我老部队驻地,厂长助理、纪委书记、人武部长都曾是我的下级,茅台酒厂有 40 多位关系不错的战友,我原来的通信员也当上了县银行行长。东北的木材、鞍山的钢 材、大连的玻璃,都可以搞得到。我如果当个“皮包公司”的经理,一年弄个十万、 八万恐怕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不能这样做,个人发不义之财,就会失去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当我耳闻目睹社会上有些人崇尚“金钱万能”,特别是看到我们党内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时,想到有的党员干部走上犯罪道路,听到有些人在骂“娘”时,我心里真是难过、焦急啊!尤其是听到社会上有人公开宣称“雷锋精神已经过时”,甚至诋毁雷锋是“假典型”时,我心里便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我一定要把弘扬雷锋精神、传承雷锋文化作为退休后的职责,用雷锋的真善美抑制社会上的假恶丑。我想,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 焕发“第二青春”的起点,人可以退休,但革命意志不能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不能退,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不能退;职务可到头,奉献无尽头,工作有奔头,甘愿当个娃娃头;自己不求经商发财,但愿后辈健康成才。所以,我没有坐享清福,而是担任起南京市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溧水县关工委副主任,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关心下 一代的工作中。

   在名利、金钱、奉献三者面前,我选择了后者。我没有走经商的“热门”,走了关心下一代教育的“冷门”,用雷锋精神育“四有”新人。退休后,我接受的第一份聘书是担任县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副主席。我接到聘书后,如同在部队接到战斗命令一 样,及时报到,立即开展工作。我常讲:高薪聘不动,,学校通知就“出动”。为了不 负众望,我从调查入手,到全县中小学校去了解师生对雷锋精神的认识。针对师生中的现实思想问题,结合雷锋成长的经历和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与当代青少年的思想实际,写成了理想、事业、人生、奉献等 80 多万字的讲稿,向青少年演讲。

   1987 年,县关协组织“五老”讲师团,我积极带领 10 名演讲人员深入到全县中小学校作报告 38 场,听众达 3 万多人。我还多次邀请王遐方、韦昌进等英模到学校、工厂作报告,和青少年探讨人生的价值。为了让青少年学生假期生活充实,县关工委举办了 20 余次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活动。每次我都担任营长或教导员,带领他们赴苏州、无锡等外地活动,并自费买了照相机、录音机,一路上为他们服务,丰富了活动内容。为了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我积极建议并多次与县人武部和驻军部队联系,在县中学组织军训活动,并亲自担任教员,在训练场上和学生一起摸爬滚打。我用自 己几十年部队生活经历和学习雷锋的体会教育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20 多年全县共举办 32 期军训,参训学生 2 万多人。

   退休后,邀请我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从不推辞,也不讲条件,有“求”必应。 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也不分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我都准时到会,有时身体有病也支撑着,从不改变日程安排。1989 年 3 月 2 日,我冒雨骑车赶到距县城十多里远的东庐中学,穿着淋湿的衣服,作了两场报告。傍晚返回途中,我晕倒在路旁,幸亏被好心人送进医院。老伴心疼地说:“你只知道学雷锋,连自己的老命都不顾了。”我说:“我的血管里流着人民的血,活着就要为人民,为了培育新人,有命也值得拼啊!”类似的事不止一次。2002 年 5 月 23 日,经医生确诊,我急需做右肾切除术,家属已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打着点滴,准备第二天上手术台时,突然想起浦口空军机务团邀请我去作报告的日子就在当天下午,就不顾家人和医生劝阻,拔下吊针,让女婿搀扶着乘车赶到部队,硬撑着虚弱的身体作完报告,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背,我两腿发软,未走出部队营院大门就瘫坐在地上。1994 年 6 月,91 岁的老母亲生命 垂危,已九天不能进食,我心里清楚,老人很快就要“走”了。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黑暗的旧社会,寒冬腊月饥寒交迫,母亲背着我逃荒要饭,宁可不吃不喝也要 省一口饭给我吃;晚上蹲在破庙里,母亲将我搂在怀中相依为命。作为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理应在家为母亲守终尽孝。但恰巧此时,无锡市关工委邀我去作报告。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我还是下决心去,当我和母亲告别时,老人眼泪汪汪,抓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我含泪毅然乘公共汽车赶到无锡市,每天跑 5 所学校,也满足不了师生的需要。我作报告不拿稿、不喝水、不坐凳,当时累得虚汗不止,两腿发麻,喉咙都讲哑了,吃点止痛药,坚持讲了三天。当我急急匆匆赶回家时,母亲已与世长辞了。 乡亲们都围上来对我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老人是喊着你的名字走地啊!”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内疚和悲痛之情,跪在母亲遗体前,失声痛哭起来。今年我背着“雷锋纪念馆”到北京、南京、杭州、武汉、芜湖等演讲、办展 40 多场,观众达 3 万多 人次,累得胃病发作。 3月13日我在溧水县第二高级中学讲雷锋,老伴突发脑溢血中风,被路人及时送到县医院抢救,经 7 个多月治疗,现还半身瘫痪,我仍坚持“白天在外 讲雷锋,回到家里当护工”。

   对那些失足青少年,我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青年张国友,父亲早逝,母亲改嫁, 在社会上沾染上了一些恶习,两次被劳教,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思想。1990 年春节, 带着《雷锋的故事》和年糕等食品,跑到百余里外的大连山劳教所,和他谈心,以诚相待。张国友进步很快,提前半年解教。回家后,他在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思 想上曾一度出现反复,我就千方百计地为他找住房,及时送去 50 元人民币、 50 斤大米、 2 斤菜油,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又跑了20 多家单位为他安置工作,还为他介绍对象、操办婚事。张国友激动地含着眼泪对大家说: “赵伯伯像严父慈母一样地挽救我、 关心疼爱我,我一定好好做人,报答他的恩情。”后来,小张在厂里当了班长,被评为先进。我还担任了省少年管教所、金陵监狱等单位的政治辅导员,主动配合劳教、劳改单位开展帮教活动,先后应邀到句容湾山农场、高淳花山农场、县看守所等单位为 19000 多名劳教、劳改人员及 84 名在押犯作报告,宣传雷锋精神,用真情感化他们, 使 100 余名“两劳”人员获得提前释放。

   20 多年来,我先后担任 180 多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80 多家机关、企业及部队基层单位的思想教育顾问,并成为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讲师团和全国学雷锋报告团成员,先后在省内外作报告 2230 多场,听众达 120 多万人次。我认为宣传雷锋精神的人,自身一定要有好的形象,不能台上讲雷锋,台下搞歪风,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而在千百万人面前失去威信。所以,我外出作报告,不要接送,不要吃请,不要报酬,每年还拿出自己近三分之一的工资,给孩子们写信、打电话、寄书和开支差旅费等。这些年,我省吃俭用,自费购买了《雷锋日记》、《雷锋的故事》和其它政治书籍 6600 多册,雷锋照片 58000 多张,雷锋纪念章 3800 多枚,书画作品 400多幅,印发讲稿和论文46000多份,赠送给青少年。给学生和军人等回信6000余封;在家接待来访者 1300 多人次;为贫困生献爱心 58000 多元。溧水县中学生张文斌家庭经济困难,跟着爷爷住在实验小学传达室内读书,我发现后,不仅主动给他经济帮助,还鼓励他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用雷锋的钉子精神刻苦学习。他品学兼优,考取了清华大学。一次我出差到东北,途中专程到北京去看他,彻夜谈心,勉励他一生一世学雷锋,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第二天临走时,又给他留下 200 元钱。张文斌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英国留学, 每次回家都来看望我,亲切地喊我“爸爸”。

   我用雷锋精神教育别人,也用雷锋精神激励自己。溧水县城有对老夫妻,两人都是退休教师,丈夫龚齐淦摔伤在家几年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伴体弱多病,4 个儿子又都在国外留学,身边无人照顾。我担任县武警中队政治思想辅导员时,就动员战士们成立了“学雷锋帮扶小组”。我带领这个小组六年如一日,精心护理两位老人,帮助买米、买菜、买煤、理发、洗澡、端屎倒尿,陪伴治病,一切都包下来了。1992 年夏天,老人的房屋漏雨,我带领战士们顶着烈日大干了 3 天,把屋顶全部翻新。老 夫妻俩非常感动,称赞说:“老雷锋带领新雷锋,新人新风层出不穷。”他们的 4 个儿子还分别从国外来信感谢我们,并表示一定早日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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